济南惨案后，蒋介石意识到日本的核心利益是阻滞中国统一以实现其侵华目的，遂逐渐放弃联日外交，转而将日本视为重要外患。蒋介石明确提出要将教科书的雪耻教育作为挽救国家危亡的重要手段，教科书的国耻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形式多样的小学国语教科书纷纷出版发行，又以商务版小学国语教科书执小学国语教科书之“牛耳”，在揭露日本的罪行的同时，也激励着中国人雪耻图存。但在日本对华严密的监控下，国耻教科书立即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随着日本对排日教科书的交涉和侵华步伐的加剧，国民政府逐渐调整国耻教育方针，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国耻教育一度遭受打击。但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反日民族主义浪潮蓬勃发展，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国耻教育始终未曾消失，并以其广泛的受众群体和正义的救亡教育，提高了整个民族的抗战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成为抗日救亡的启蒙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