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言本身的思考一直困扰且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伴随着对语言的每一次祛魅或者重新神圣化，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向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对于哲学发展的源头古典时代的语言研究却缺乏系统性和对比性的分析，这一问题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上对语言的问题，同时也是逻辑学和思想史的问题，更是重要的教育学问题。本文试图借助“同一”的概念，通过对古典时代东、西方语言的思考作比较——这种取向并非历史的取向，而是旨在以一种批判的眼光——从某些共通、相似的主题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 第一章从“说什么”角度出发，发现古典时代已经从 “事物、思想和语言三位一体”的原始思维中解脱出来，区分出了可说之物与不可说之物，并且在“语言等级制”的共同观点和对可说之物的“正名”下开始推崇能够揭示真正知识的“道”和“逻各斯”的对话风格。第二章作为对第一章的文化背景、社会实践角度的补充，分析了“谁在说”的内容，发现在这个“君子当权的时代”，道和逻各斯的散文传统取代了诗歌－神话传统，同时东西方社会在 “礼”与“法”的体系下产生对理想语言的期待。第三章则讨论了“怎么说”的教育思想内容，发现前两章得出的语言思想通过不教之教和言说对话深刻地影响了教育形式进而影响了教育内容。 古典思想已经昭示了我们现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方向，语言自其诞生之日便带有隐喻性质，但同时语言自身内部也承载着另一种逻辑的力量。这一力量在古典时代逐渐大放异彩，通过尝试各种方法，语言凭借自身冲破了限制，逐渐进化成比较理性的表达方式。并且，在东方和西方传统下的语言概念之间，其实不存在着什么固定的鸿沟，事实上它们相互包容，殊途同归。语言思想深刻影响了教育，理解了一个时代的语言思想也就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