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调解在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维护国际商事主体友好合作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妥善处理国际商事纠纷，建立和维护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秩序至关重要。《新加坡调解公约》所确定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给国际商事调解带来了革命性影响，进一步释放了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功能。我国全程参与公约的制定反映了我国对公约的重视以及公约对我国的重要性，鉴于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情况，如何应对公约成为我国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内学者对此问题有着不同观点，本文针对中国如何因应《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的建议和措施。

      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有《纽约公约》作为国际法保障，使得仲裁裁决得以实现跨国承认与执行；然而在商事调解领域却缺乏像《纽约公约》一样的国际立法支持，国际和解协议陷入无法得到跨境执行的被动局面，致使其纠纷解决效果呈现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选择国际商事调解程序进行纠纷解决的意愿和积极性大打折扣，严重制约国际商事调解的实际运用和作用发挥。《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国际立法形式搭建了全球性的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法律体系，破解了影响国际商事调解长远发展的制度难题，为进一步激发国际商事调解的功能与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面对这样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中国应有怎样的因应，加入与否及加入后如何实施，对于这些问题，本文综合运用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两种视野来进行回答。纵向梳理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历史背景、制定过程、现实问题以及我国的应然对策；横向比较了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与以《纽约公约》为代表的国际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同时，还将我国因应《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立场与其他成员国家的选择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全面覆盖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带来的挑战和中国的因应，使本文的结论和建议建立在了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挑战、我国加入公约的准备以及公约的核心实施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

     本文第一章首先纵向考察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关基础理论及其制定背景，。本文先澄清商事调解的基础概念，明确了调解与和解、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等概念，并界定了研究对象。不同于司法裁判和仲裁裁决，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结果，往往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自觉履行。但是前公约时代，商事调解立法普遍将和解协议视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未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本文从国际性、区域性和国家性的商事调解实践出发，对前公约时代商事调解进行了全面考察与反思。为规避和解协议效力强度不足问题，依附型强制执行模式应运而生。但作为具有寄生属性的依附型强制执行模式，其本身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内在自洽性，从而极大减损了调解程序的独立性，也使得调解程序价值难以有效实现，这也直接催生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商事调解领域标志性的国际立法，在体例、条文表述上吸收了《纽约公约》的经验做法，具有一定后发优势，对提升调解效果的稳定性，激活商事调解功能与活力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第二章在深入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过程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公约进行综合评析。首先，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目的和制定中的相关争议入手，了解到该公约与《法院选择协定公约》《纽约公约》一起构成了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领域三大基础性国际法律文件，也为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提供了国际法依托和新的动力源头。其次，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探究。该公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公约的适用范围、相关定义总体性事项；关于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模式与原则、准予和拒绝准予的具体事由、并行请求等实体性内容；公约保留、公约生效、修正、退约等程序事项。尽管，公约在具体的条文设定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公约最大的贡献在于构建起了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流通和跨境执行体系，为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国际法支撑。可以说，公约的些许不足无法遮挡公约对国际商事调解所带来革命性变革的闪耀光辉。围绕《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核心制度即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本文认为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构成居于整个公约内容的核心，构成了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法律问题的主体框架，包括执行机制模式、准予及拒绝准予救济的相关内容。不同于《纽约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和解协议跨境直接执行模式，较前者有明显的进步；同时，公约明确了从速执行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国际和解协议得到更加迅速的执行，如此安排也更加契合国际商事调解的内在价值追求和当事人的基本诉求。公约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对准予救济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就执行基本要素和执行程序设定方面进行了研究。

    本文第三章研究《新加坡调解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全程参与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讨论和制定，公约理念原则和制度设定能够反映我国国际法治立场和主张。作为首批公约签署国，我国如能及时加入公约并推动公约实施将是大国担当的生动体现；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加入对增加公约影响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入公约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对将我国打造成世界性纠纷解决优选地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有利于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且对提升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具有实际意义。另外，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加入公约并推进公约实施，将为“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提供更多的便利和选择；也有利于全面保护我国海外利益。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我国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然而也不可忽视，加入公约及公约实施给我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就加入公约的风险与挑战而言，既有成员国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风险与挑战，又有基于我国调解法制现状和市场发展不成熟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与挑战。普遍性风险与挑战包括普惠执行制度之下的不对等风险、司法审查激增压力及虚假调解的负面效应。我国所独特的风险与挑战既包括国内法与公约规定之间的不适应问题，还包括调解员素质不高、调解机构竞争力不强等方面与公约实施之间的不适应问题。

    本文第四章从系统准备和最终选择两个角度，就我国应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立场进行了全面论述。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当前我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仍面临着诸多不适应方面，需要有针对性地从商事调解专门立法、调解员规制和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加强和配适建设。具体来讲，要推进我国商事调解专门立法，可采取“两步走”的立法选择，先以国务院条例的形式进行相关立法，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基本法。商事调解立法要充分考察现行国际商事调解规则，并进行系统的本土化改良，还要加强行业规范建设，全面提高我国商事调解专门立法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要提高调解员资格准入门槛，构建“宽进常培”的调解员认证制度，并强化调解员职业规范建设，进一步规范调解行为。相关能力建设和储备亦是加入公约前必不可少的准备，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我国商事调解机构市场化和国际化建设，不断提升调解机构的市场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明确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管辖的司法机关，并加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在做好上述系统准备后，我国应就《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与保留作出最终选择。从宏观上看应坚定加入公约的基本立场，科学评估并合理选择加入的时间点，另外结合公约规定及我国实际，选择先行作出商事保留的法治选择，待条件成熟，可撤回该保留声明。

    本文第五章落脚于我国实施《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应对措施，从执行审查和负面效果防治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实施公约的核心措施。首先，论述了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的制度功能和一般构成进行了规范研究；最后，又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就我国构建相应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构建我国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的宏观层面，包括执行审查制度的理念原则、模式确立选择等内容。具体来讲，执行审查要保持节制，坚持包容审慎的审查理念。在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要坚持高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度谦抑审查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形式为主与实质为辅审查原则和依申请为主依职权为辅的司法审查原则，构建包容、审慎、适度的司法审查路径，建立便捷高效的执行审查模式，以避免程序拖沓和公权力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过度干预。构建我国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的微观层面，包括审查机关与审查标准的确定、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关于审查机关的确定，应由申请执行地的执行主管机关进行管辖，同时根据“审执适当分离”原则，由执行裁判部门进行具体审查较为妥当。在管辖机关确定上可采取分步骤的方式，初期适度集中管辖，由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包括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对辖区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申请进行试点集中管辖，统一负责该地区国际和解协议司法审查和具体执行，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将管辖权拓展至所有中级人民法院。在设有国际商事审判法庭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国际商事法庭优势，由国际商事审判法庭对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申请进行集中审查。关于审查标准的确定，要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相关规定，确定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并就准予救济和拒绝准予救济司法认定标准提出了具体建议。关于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应赋予当事人及案外人以异议权，并充分考虑两者在异议权享有和权利救济的不同特点，建立契合特点的差异化权利救济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要分别构建以申诉制度为内容的当事人权利救济机制和以撤销之诉为内容的案外人权利救济机制。文章还建议有必要构建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的财产保全制度，并就执行保全机制的功能定位、内容、申请主体、申请时间及司法审查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在公约实施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虚假调解负面效果的防治，要建立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公示制度，丰富预防和惩治虚假调解的法律选择，加大惩治力度，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虚假调解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经过深入系统研究，本文结论亦即建议如下：一是利大于弊，应坚定加入公约的基本立场；二是需认清差距不足，充分做好加入公约的系统准备；三是要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推进公约的深入实施。

国际商事调解在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维护国际商事主体友好合作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妥善处理国际商事纠纷，建立和维护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秩序至关重要。《新加坡调解公约》所确定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给国际商事调解带来了革命性影响，进一步释放了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功能。我国全程参与公约的制定反映了我国对公约的重视以及公约对我国的重要性，鉴于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情况，如何应对公约成为我国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内学者对此问题有着不同观点，本文针对中国如何因应《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的建议和措施。

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有《纽约公约》作为国际法保障，使得仲裁裁决得以实现跨国承认与执行；然而在商事调解领域却缺乏像《纽约公约》一样的国际立法支持，国际和解协议陷入无法得到跨境执行的被动局面，致使其纠纷解决效果呈现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选择国际商事调解程序进行纠纷解决的意愿和积极性大打折扣，严重制约国际商事调解的实际运用和作用发挥。《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国际立法形式搭建了全球性的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法律体系，破解了影响国际商事调解长远发展的制度难题，为进一步激发国际商事调解的功能与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面对这样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中国应有怎样的因应，加入与否及加入后如何实施，对于这些问题，本文综合运用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两种视野来进行回答。纵向梳理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历史背景、制定过程、现实问题以及我国的应然对策；横向比较了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与以《纽约公约》为代表的国际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同时，还将我国因应《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立场与其他成员国家的选择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全面覆盖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带来的挑战和中国的因应，使本文的结论和建议建立在了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挑战、我国加入公约的准备以及公约的核心实施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

本文第一章首先纵向考察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关基础理论及其制定背景，。本文先澄清商事调解的基础概念，明确了调解与和解、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等概念，并界定了研究对象。不同于司法裁判和仲裁裁决，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结果，往往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自觉履行。但是前公约时代，商事调解立法普遍将和解协议视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未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本文从国际性、区域性和国家性的商事调解实践出发，对前公约时代商事调解进行了全面考察与反思。为规避和解协议效力强度不足问题，依附型强制执行模式应运而生。但作为具有寄生属性的依附型强制执行模式，其本身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内在自洽性，从而极大减损了调解程序的独立性，也使得调解程序价值难以有效实现，这也直接催生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商事调解领域标志性的国际立法，在体例、条文表述上吸收了《纽约公约》的经验做法，具有一定后发优势，对提升调解效果的稳定性，激活商事调解功能与活力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第二章在深入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过程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公约进行综合评析。首先，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目的和制定中的相关争议入手，了解到该公约与《法院选择协定公约》《纽约公约》一起构成了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领域三大基础性国际法律文件，也为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提供了国际法依托和新的动力源头。其次，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探究。该公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公约的适用范围、相关定义总体性事项；关于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模式与原则、准予和拒绝准予的具体事由、并行请求等实体性内容；公约保留、公约生效、修正、退约等程序事项。尽管，公约在具体的条文设定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公约最大的贡献在于构建起了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流通和跨境执行体系，为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国际法支撑。可以说，公约的些许不足无法遮挡公约对国际商事调解所带来革命性变革的闪耀光辉。围绕《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核心制度即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本文认为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构成居于整个公约内容的核心，构成了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法律问题的主体框架，包括执行机制模式、准予及拒绝准予救济的相关内容。不同于《纽约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和解协议跨境直接执行模式，较前者有明显的进步；同时，公约明确了从速执行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国际和解协议得到更加迅速的执行，如此安排也更加契合国际商事调解的内在价值追求和当事人的基本诉求。公约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对准予救济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就执行基本要素和执行程序设定方面进行了研究。

本文第三章研究《新加坡调解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全程参与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讨论和制定，公约理念原则和制度设定能够反映我国国际法治立场和主张。作为首批公约签署国，我国如能及时加入公约并推动公约实施将是大国担当的生动体现；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加入对增加公约影响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入公约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对将我国打造成世界性纠纷解决优选地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有利于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且对提升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具有实际意义。另外，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加入公约并推进公约实施，将为“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提供更多的便利和选择；也有利于全面保护我国海外利益。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我国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然而也不可忽视，加入公约及公约实施给我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就加入公约的风险与挑战而言，既有成员国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风险与挑战，又有基于我国调解法制现状和市场发展不成熟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与挑战。普遍性风险与挑战包括普惠执行制度之下的不对等风险、司法审查激增压力及虚假调解的负面效应。我国所独特的风险与挑战既包括国内法与公约规定之间的不适应问题，还包括调解员素质不高、调解机构竞争力不强等方面与公约实施之间的不适应问题。

本文第四章从系统准备和最终选择两个角度，就我国应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立场进行了全面论述。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当前我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仍面临着诸多不适应方面，需要有针对性地从商事调解专门立法、调解员规制和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加强和配适建设。具体来讲，要推进我国商事调解专门立法，可采取“两步走”的立法选择，先以国务院条例的形式进行相关立法，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基本法。商事调解立法要充分考察现行国际商事调解规则，并进行系统的本土化改良，还要加强行业规范建设，全面提高我国商事调解专门立法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要提高调解员资格准入门槛，构建“宽进常培”的调解员认证制度，并强化调解员职业规范建设，进一步规范调解行为。相关能力建设和储备亦是加入公约前必不可少的准备，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我国商事调解机构市场化和国际化建设，不断提升调解机构的市场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明确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管辖的司法机关，并加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在做好上述系统准备后，我国应就《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与保留作出最终选择。从宏观上看应坚定加入公约的基本立场，科学评估并合理选择加入的时间点，另外结合公约规定及我国实际，选择先行作出商事保留的法治选择，待条件成熟，可撤回该保留声明。

本文第五章落脚于我国实施《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应对措施，从执行审查和负面效果防治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实施公约的核心措施。首先，论述了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的制度功能和一般构成进行了规范研究；最后，又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就我国构建相应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构建我国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的宏观层面，包括执行审查制度的理念原则、模式确立选择等内容。具体来讲，执行审查要保持节制，坚持包容审慎的审查理念。在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要坚持高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度谦抑审查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形式为主与实质为辅审查原则和依申请为主依职权为辅的司法审查原则，构建包容、审慎、适度的司法审查路径，建立便捷高效的执行审查模式，以避免程序拖沓和公权力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过度干预。构建我国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的微观层面，包括审查机关与审查标准的确定、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关于审查机关的确定，应由申请执行地的执行主管机关进行管辖，同时根据“审执适当分离”原则，由执行裁判部门进行具体审查较为妥当。在管辖机关确定上可采取分步骤的方式，初期适度集中管辖，由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包括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对辖区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申请进行试点集中管辖，统一负责该地区国际和解协议司法审查和具体执行，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将管辖权拓展至所有中级人民法院。在设有国际商事审判法庭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国际商事法庭优势，由国际商事审判法庭对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申请进行集中审查。关于审查标准的确定，要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相关规定，确定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并就准予救济和拒绝准予救济司法认定标准提出了具体建议。关于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应赋予当事人及案外人以异议权，并充分考虑两者在异议权享有和权利救济的不同特点，建立契合特点的差异化权利救济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要分别构建以申诉制度为内容的当事人权利救济机制和以撤销之诉为内容的案外人权利救济机制。文章还建议有必要构建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的财产保全制度，并就执行保全机制的功能定位、内容、申请主体、申请时间及司法审查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在公约实施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虚假调解负面效果的防治，要建立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公示制度，丰富预防和惩治虚假调解的法律选择，加大惩治力度，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虚假调解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经过深入系统研究，本文结论亦即建议如下：一是利大于弊，应坚定加入公约的基本立场；二是需认清差距不足，充分做好加入公约的系统准备；三是要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推进公约的深入实施。

国际商事调解在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维护国际商事主体友好合作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妥善处理国际商事纠纷，建立和维护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秩序至关重要。《新加坡调解公约》所确定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给国际商事调解带来了革命性影响，进一步释放了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功能。我国全程参与公约的制定反映了我国对公约的重视以及公约对我国的重要性，鉴于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情况，如何应对公约成为我国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内学者对此问题有着不同观点，本文针对中国如何因应《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的建议和措施。

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有《纽约公约》作为国际法保障，使得仲裁裁决得以实现跨国承认与执行；然而在商事调解领域却缺乏像《纽约公约》一样的国际立法支持，国际和解协议陷入无法得到跨境执行的被动局面，致使其纠纷解决效果呈现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选择国际商事调解程序进行纠纷解决的意愿和积极性大打折扣，严重制约国际商事调解的实际运用和作用发挥。《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国际立法形式搭建了全球性的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法律体系，破解了影响国际商事调解长远发展的制度难题，为进一步激发国际商事调解的功能与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面对这样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中国应有怎样的因应，加入与否及加入后如何实施，对于这些问题，本文综合运用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两种视野来进行回答。纵向梳理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历史背景、制定过程、现实问题以及我国的应然对策；横向比较了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与以《纽约公约》为代表的国际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同时，还将我国因应《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立场与其他成员国家的选择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全面覆盖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带来的挑战和中国的因应，使本文的结论和建议建立在了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挑战、我国加入公约的准备以及公约的核心实施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

本文第一章首先纵向考察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关基础理论及其制定背景，。本文先澄清商事调解的基础概念，明确了调解与和解、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等概念，并界定了研究对象。不同于司法裁判和仲裁裁决，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结果，往往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自觉履行。但是前公约时代，商事调解立法普遍将和解协议视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未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本文从国际性、区域性和国家性的商事调解实践出发，对前公约时代商事调解进行了全面考察与反思。为规避和解协议效力强度不足问题，依附型强制执行模式应运而生。但作为具有寄生属性的依附型强制执行模式，其本身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内在自洽性，从而极大减损了调解程序的独立性，也使得调解程序价值难以有效实现，这也直接催生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商事调解领域标志性的国际立法，在体例、条文表述上吸收了《纽约公约》的经验做法，具有一定后发优势，对提升调解效果的稳定性，激活商事调解功能与活力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第二章在深入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过程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公约进行综合评析。首先，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目的和制定中的相关争议入手，了解到该公约与《法院选择协定公约》《纽约公约》一起构成了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领域三大基础性国际法律文件，也为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提供了国际法依托和新的动力源头。其次，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探究。该公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公约的适用范围、相关定义总体性事项；关于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模式与原则、准予和拒绝准予的具体事由、并行请求等实体性内容；公约保留、公约生效、修正、退约等程序事项。尽管，公约在具体的条文设定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公约最大的贡献在于构建起了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流通和跨境执行体系，为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国际法支撑。可以说，公约的些许不足无法遮挡公约对国际商事调解所带来革命性变革的闪耀光辉。围绕《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核心制度即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本文认为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构成居于整个公约内容的核心，构成了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法律问题的主体框架，包括执行机制模式、准予及拒绝准予救济的相关内容。不同于《纽约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和解协议跨境直接执行模式，较前者有明显的进步；同时，公约明确了从速执行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国际和解协议得到更加迅速的执行，如此安排也更加契合国际商事调解的内在价值追求和当事人的基本诉求。公约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对准予救济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就执行基本要素和执行程序设定方面进行了研究。

本文第三章研究《新加坡调解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全程参与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讨论和制定，公约理念原则和制度设定能够反映我国国际法治立场和主张。作为首批公约签署国，我国如能及时加入公约并推动公约实施将是大国担当的生动体现；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加入对增加公约影响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入公约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对将我国打造成世界性纠纷解决优选地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有利于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且对提升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具有实际意义。另外，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加入公约并推进公约实施，将为“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提供更多的便利和选择；也有利于全面保护我国海外利益。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我国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然而也不可忽视，加入公约及公约实施给我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就加入公约的风险与挑战而言，既有成员国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风险与挑战，又有基于我国调解法制现状和市场发展不成熟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与挑战。普遍性风险与挑战包括普惠执行制度之下的不对等风险、司法审查激增压力及虚假调解的负面效应。我国所独特的风险与挑战既包括国内法与公约规定之间的不适应问题，还包括调解员素质不高、调解机构竞争力不强等方面与公约实施之间的不适应问题。

本文第四章从系统准备和最终选择两个角度，就我国应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立场进行了全面论述。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当前我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仍面临着诸多不适应方面，需要有针对性地从商事调解专门立法、调解员规制和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加强和配适建设。具体来讲，要推进我国商事调解专门立法，可采取“两步走”的立法选择，先以国务院条例的形式进行相关立法，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基本法。商事调解立法要充分考察现行国际商事调解规则，并进行系统的本土化改良，还要加强行业规范建设，全面提高我国商事调解专门立法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要提高调解员资格准入门槛，构建“宽进常培”的调解员认证制度，并强化调解员职业规范建设，进一步规范调解行为。相关能力建设和储备亦是加入公约前必不可少的准备，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我国商事调解机构市场化和国际化建设，不断提升调解机构的市场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明确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管辖的司法机关，并加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在做好上述系统准备后，我国应就《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与保留作出最终选择。从宏观上看应坚定加入公约的基本立场，科学评估并合理选择加入的时间点，另外结合公约规定及我国实际，选择先行作出商事保留的法治选择，待条件成熟，可撤回该保留声明。

本文第五章落脚于我国实施《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应对措施，从执行审查和负面效果防治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实施公约的核心措施。首先，论述了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的制度功能和一般构成进行了规范研究；最后，又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就我国构建相应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构建我国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的宏观层面，包括执行审查制度的理念原则、模式确立选择等内容。具体来讲，执行审查要保持节制，坚持包容审慎的审查理念。在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要坚持高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度谦抑审查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形式为主与实质为辅审查原则和依申请为主依职权为辅的司法审查原则，构建包容、审慎、适度的司法审查路径，建立便捷高效的执行审查模式，以避免程序拖沓和公权力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过度干预。构建我国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的微观层面，包括审查机关与审查标准的确定、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关于审查机关的确定，应由申请执行地的执行主管机关进行管辖，同时根据“审执适当分离”原则，由执行裁判部门进行具体审查较为妥当。在管辖机关确定上可采取分步骤的方式，初期适度集中管辖，由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包括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对辖区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申请进行试点集中管辖，统一负责该地区国际和解协议司法审查和具体执行，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将管辖权拓展至所有中级人民法院。在设有国际商事审判法庭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国际商事法庭优势，由国际商事审判法庭对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申请进行集中审查。关于审查标准的确定，要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相关规定，确定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并就准予救济和拒绝准予救济司法认定标准提出了具体建议。关于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应赋予当事人及案外人以异议权，并充分考虑两者在异议权享有和权利救济的不同特点，建立契合特点的差异化权利救济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要分别构建以申诉制度为内容的当事人权利救济机制和以撤销之诉为内容的案外人权利救济机制。文章还建议有必要构建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的财产保全制度，并就执行保全机制的功能定位、内容、申请主体、申请时间及司法审查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在公约实施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虚假调解负面效果的防治，要建立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公示制度，丰富预防和惩治虚假调解的法律选择，加大惩治力度，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虚假调解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经过深入系统研究，本文结论亦即建议如下：一是利大于弊，应坚定加入公约的基本立场；二是需认清差距不足，充分做好加入公约的系统准备；三是要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推进公约的深入实施。

国际商事调解在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维护国际商事主体友好合作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妥善处理国际商事纠纷，建立和维护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秩序至关重要。《新加坡调解公约》所确定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给国际商事调解带来了革命性影响，进一步释放了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功能。我国全程参与公约的制定反映了我国对公约的重视以及公约对我国的重要性，鉴于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情况，如何应对公约成为我国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内学者对此问题有着不同观点，本文针对中国如何因应《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的建议和措施。

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有《纽约公约》作为国际法保障，使得仲裁裁决得以实现跨国承认与执行；然而在商事调解领域却缺乏像《纽约公约》一样的国际立法支持，国际和解协议陷入无法得到跨境执行的被动局面，致使其纠纷解决效果呈现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选择国际商事调解程序进行纠纷解决的意愿和积极性大打折扣，严重制约国际商事调解的实际运用和作用发挥。《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国际立法形式搭建了全球性的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法律体系，破解了影响国际商事调解长远发展的制度难题，为进一步激发国际商事调解的功能与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面对这样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中国应有怎样的因应，加入与否及加入后如何实施，对于这些问题，本文综合运用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两种视野来进行回答。纵向梳理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历史背景、制定过程、现实问题以及我国的应然对策；横向比较了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与以《纽约公约》为代表的国际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同时，还将我国因应《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立场与其他成员国家的选择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全面覆盖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带来的挑战和中国的因应，使本文的结论和建议建立在了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挑战、我国加入公约的准备以及公约的核心实施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

本文第一章首先纵向考察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关基础理论及其制定背景，。本文先澄清商事调解的基础概念，明确了调解与和解、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等概念，并界定了研究对象。不同于司法裁判和仲裁裁决，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结果，往往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自觉履行。但是前公约时代，商事调解立法普遍将和解协议视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未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本文从国际性、区域性和国家性的商事调解实践出发，对前公约时代商事调解进行了全面考察与反思。为规避和解协议效力强度不足问题，依附型强制执行模式应运而生。但作为具有寄生属性的依附型强制执行模式，其本身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内在自洽性，从而极大减损了调解程序的独立性，也使得调解程序价值难以有效实现，这也直接催生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商事调解领域标志性的国际立法，在体例、条文表述上吸收了《纽约公约》的经验做法，具有一定后发优势，对提升调解效果的稳定性，激活商事调解功能与活力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第二章在深入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过程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公约进行综合评析。首先，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目的和制定中的相关争议入手，了解到该公约与《法院选择协定公约》《纽约公约》一起构成了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领域三大基础性国际法律文件，也为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提供了国际法依托和新的动力源头。其次，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探究。该公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公约的适用范围、相关定义总体性事项；关于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模式与原则、准予和拒绝准予的具体事由、并行请求等实体性内容；公约保留、公约生效、修正、退约等程序事项。尽管，公约在具体的条文设定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公约最大的贡献在于构建起了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流通和跨境执行体系，为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国际法支撑。可以说，公约的些许不足无法遮挡公约对国际商事调解所带来革命性变革的闪耀光辉。围绕《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核心制度即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本文认为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构成居于整个公约内容的核心，构成了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法律问题的主体框架，包括执行机制模式、准予及拒绝准予救济的相关内容。不同于《纽约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和解协议跨境直接执行模式，较前者有明显的进步；同时，公约明确了从速执行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国际和解协议得到更加迅速的执行，如此安排也更加契合国际商事调解的内在价值追求和当事人的基本诉求。公约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对准予救济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就执行基本要素和执行程序设定方面进行了研究。

本文第三章研究《新加坡调解公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全程参与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讨论和制定，公约理念原则和制度设定能够反映我国国际法治立场和主张。作为首批公约签署国，我国如能及时加入公约并推动公约实施将是大国担当的生动体现；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加入对增加公约影响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入公约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对将我国打造成世界性纠纷解决优选地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有利于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且对提升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具有实际意义。另外，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加入公约并推进公约实施，将为“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提供更多的便利和选择；也有利于全面保护我国海外利益。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我国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然而也不可忽视，加入公约及公约实施给我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就加入公约的风险与挑战而言，既有成员国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风险与挑战，又有基于我国调解法制现状和市场发展不成熟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与挑战。普遍性风险与挑战包括普惠执行制度之下的不对等风险、司法审查激增压力及虚假调解的负面效应。我国所独特的风险与挑战既包括国内法与公约规定之间的不适应问题，还包括调解员素质不高、调解机构竞争力不强等方面与公约实施之间的不适应问题。

本文第四章从系统准备和最终选择两个角度，就我国应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立场进行了全面论述。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当前我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仍面临着诸多不适应方面，需要有针对性地从商事调解专门立法、调解员规制和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加强和配适建设。具体来讲，要推进我国商事调解专门立法，可采取“两步走”的立法选择，先以国务院条例的形式进行相关立法，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基本法。商事调解立法要充分考察现行国际商事调解规则，并进行系统的本土化改良，还要加强行业规范建设，全面提高我国商事调解专门立法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要提高调解员资格准入门槛，构建“宽进常培”的调解员认证制度，并强化调解员职业规范建设，进一步规范调解行为。相关能力建设和储备亦是加入公约前必不可少的准备，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我国商事调解机构市场化和国际化建设，不断提升调解机构的市场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明确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管辖的司法机关，并加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在做好上述系统准备后，我国应就《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与保留作出最终选择。从宏观上看应坚定加入公约的基本立场，科学评估并合理选择加入的时间点，另外结合公约规定及我国实际，选择先行作出商事保留的法治选择，待条件成熟，可撤回该保留声明。

本文第五章落脚于我国实施《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应对措施，从执行审查和负面效果防治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实施公约的核心措施。首先，论述了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的制度功能和一般构成进行了规范研究；最后，又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就我国构建相应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构建我国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的宏观层面，包括执行审查制度的理念原则、模式确立选择等内容。具体来讲，执行审查要保持节制，坚持包容审慎的审查理念。在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要坚持高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度谦抑审查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形式为主与实质为辅审查原则和依申请为主依职权为辅的司法审查原则，构建包容、审慎、适度的司法审查路径，建立便捷高效的执行审查模式，以避免程序拖沓和公权力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过度干预。构建我国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的微观层面，包括审查机关与审查标准的确定、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关于审查机关的确定，应由申请执行地的执行主管机关进行管辖，同时根据“审执适当分离”原则，由执行裁判部门进行具体审查较为妥当。在管辖机关确定上可采取分步骤的方式，初期适度集中管辖，由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包括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对辖区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申请进行试点集中管辖，统一负责该地区国际和解协议司法审查和具体执行，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将管辖权拓展至所有中级人民法院。在设有国际商事审判法庭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国际商事法庭优势，由国际商事审判法庭对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申请进行集中审查。关于审查标准的确定，要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相关规定，确定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并就准予救济和拒绝准予救济司法认定标准提出了具体建议。关于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审查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应赋予当事人及案外人以异议权，并充分考虑两者在异议权享有和权利救济的不同特点，建立契合特点的差异化权利救济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要分别构建以申诉制度为内容的当事人权利救济机制和以撤销之诉为内容的案外人权利救济机制。文章还建议有必要构建国际和解协议执行的财产保全制度，并就执行保全机制的功能定位、内容、申请主体、申请时间及司法审查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在公约实施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虚假调解负面效果的防治，要建立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公示制度，丰富预防和惩治虚假调解的法律选择，加大惩治力度，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虚假调解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经过深入系统研究，本文结论亦即建议如下：一是利大于弊，应坚定加入公约的基本立场；二是需认清差距不足，充分做好加入公约的系统准备；三是要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推进公约的深入实施。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reducing the cost of dispute resolution and maintaining friendly coopera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entities. It is crucial for properly handl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and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healthy and orderl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order.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established by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has brought revolutionary impacts to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further unleashing the func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system. China's full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reflects its importa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vention to China. Given the reality that the Convention present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hina, how to respond to the Conven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Domestic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issu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in-depth, and systematic study on how China should respond to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and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and measures based on thi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serves as an international legal safeguard, enabling the cross-bord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However, in the field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there is a lack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support like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leading to the in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to be enforced across borders, resulting in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in dispute resolution effectiveness. This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willingness and enthusiasm of parties to choos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for dispute resolution, severely restrict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rol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by establishing a global legal system for the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in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has solved the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affect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further stimulating the functions and vita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Faced with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China should consider how to respond, whether to join, and how to implement it after joining. This article answers these questions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both longitudinal and horizontal perspectives. It longitudinall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mulation process, practical issues, and China's appropriate responses to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It also horizontally compares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presented by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with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represented by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Additionally, it analyzes and compares China's stance on responding to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with the choices of other member countries, fully covering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onvention's formulation and China's responses, ensuring that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based on solid research.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in-depth, and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to China, China's preparations for joining the Convention, and the core implementation issues of the Convention.

Chapter 1 first longitudinally examines the basic theories related to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and its background. It clarifi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clearly distinguishes between mediation and settlement, mediation agreements and settlement agreements, and defines the research object. Unlike judicial judgments and arbitral awards, settlement agreements are the result of parties resolving disputes by mutual agreement and are often voluntarily complied with by the parties. However, before the Convention, commercial mediation legislation generally tre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s as a special type of civil contract and did not grant them coercive enforcement power.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and reflects on commercial mediation practices at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before the Convention. To avoid the insufficient strength of settlement agreement effectiveness, the dependent coercive enforcement model emerged. However, as a parasitic dependent coercive enforcement model, it lacks certain independence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which greatly reduc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mediation process and makes it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value of the mediation process, which directly led to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is a landmark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It absorbs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in terms of structure and wording, and has certain advantages in catching up,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 stability of mediation effectiveness and activating the functions and vitality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Chapter 2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based 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drafting process and main contents. Firstly, by examining the purposes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related controversies during its drafting,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Convention, together with th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nd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forms the three foundational international legal document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providing an international legal basis and a new source of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Secondly,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re explored. The Convention mainly covers three aspect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related definitions, and general matters; substantive content such as the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model and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specific reasons for granting and refusing enforcement, and concurrent claims; and procedural matters such as reservations, entry into force, amendments, and withdrawal from the Convention.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its greatest contribution lies in establishing a cross-border circulation and enforcement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providing a firm international leg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minor shortcomings of the Convention cannot overshadow its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Focusing on the core system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mechanis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mechanism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the Convention's content, forming the main framework for the leg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including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 model, the content related to granting and refusing relief. Unlike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establishes a direct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which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ver the former;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vention clarifies the principle of expedited enforcement, which helps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to be enforced more quickly, aligning more closely with the intrinsic valu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the basic demands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The Convention clearly defines the conditions for granting relief from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and also studies the basic elements and procedural settings of enforcement.

Chapter 3 examin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brings to China.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s and drafting of the Convention throughout, and the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s of the Convention reflect China's stance and propositions on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s one of the first signatories to the Convention, China's timely accession to the Convention and promotion of its implementation would be a vivid demonstration of great power responsibility;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China's access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creasing the Convention's influence. Joining the Convention not only benefi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ercial mediation but also is important for positioning China as a preferred global dispute resolution destination; it also helps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addition, as the initiato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Convention and promotion of its implementation will provide more convenience and options for dispute resolu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Joining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bringing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China, but it is also important not to overlook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that come with joining the Conven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Regarding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f joining the Convention, there are both common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member states, as well as unique risks and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China's current mediation legal system and the immaturity of the market development. Common risks and challenges include the risk of inequality under the universal enforcement system, the pressure of increased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false mediation. The unique risk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 include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domestic law and the Convention's provisions, as well as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quality of mediator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edi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Chapter 4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China's stance on addressing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from two perspectives: system preparation and final selection. Joining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is a systematic and complex project, and currently,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Convention still faces many areas of non-adaptation. It requires targeted strengthening and adaptation in specialized commercial mediation legislation, mediator regul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Specifically, to advance China's specialized commercial mediation legislation, a "two-step" legislative approach can be adopted. Initially, relevant legislation can be enacted in the form of State Council regulations, and then, when conditions are ripe, it can be elevated to a fundamental law. The commercial mediation legislation should thoroughly examin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rules and undergo systematic localization improvement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industry standard construction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pecialized commercial mediation legislation. The qualification threshold for mediators should be raised, and a "broad entry with regular training" mediator certific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long with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 norms of mediators to further standardize mediation practices. Related capacity building and reserve are also indispensable preparations before joining the Convention. On one h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marke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ial mediation institution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market attrac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se institu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th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 team. After completing the above system preparations, China should make a final choice regarding the ratification and reservations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it should firmly adhere to the basic stance of joining the Convention, scientifically assess and reasonably choose the timing of accession. Additionall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nvention's provisions and China's actual circumstances, it should initially choose to make a commercial reservation as a legal choice, and when conditions are mature, it can withdraw this reservation statement.

Chapter 5 focuses on the countermeasures China should take in implementing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discussing the core measures for im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forcement review and prevention of negative effects. Firstly, it discusses the legitimacy and necessity of enforcing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secondly, it conducts a normative study on the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and general composition of the enforce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finally, it conducts an in-depth and systematic study on China's establishment of an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review system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s. At the macro level of build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review system, it includes the principles of the enforcement review system, the choice of model establishment, etc. Specifically, the enforcement review should be restrained and adhere to a concept of inclusive and cautious review. In the judicial review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high respect for the autonomy of the parties, the principle of moderate restraint in review,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first and fairness as a consideration, the principle of form primarily and substance secondarily in review, and the principle of judicial review primarily based on application and secondarily based on authority, to build an inclusive, cautious, and moderate judicial review path, and to establish a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enforcement review model to avoid procedural delays and excessive intervention of public power in the free will of the parties. At the micro level of build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review system, it include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view body and standards, and the mechanism for rights relief. Regard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view body, it should b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of the place where the enforcement is applied fo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per separation of trial and enforcement," i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enforcement adjudication department to conduct the specific review. In determining the jurisdiction, a step-by-step approach can be adopted, initially moderately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with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sub-provincial cities (including cities specifically designated in the stat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piloting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ove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applications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uniformly responsible for the judicial review and specific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in the region, and gradually expanding jurisdiction to all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s when conditions are ripe. In regions whe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ial courts are established, the advantag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with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conducting centraliz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applications. Regard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review standards,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nd relevant domestic laws of China to determine the corresponding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and specific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 standards of granting and refusing relief.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ights relief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review, the parties and third parties should be granted the right to object, an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in the enjoyment of the right to object and rights relief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establishing a differentiated rights relief approach that fits their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ally, it means to separately build a rights relief mechanism for parties based on the complaint system and a rights relief mechanism for third parties based on the action for revocation. The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a property preservation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and discusses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content, application subject, application time, and judicial review of the enforcement preservation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false medi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publicity system, the enrichment of legal choices for preventing and punishing false mediation, increasing the punishment, and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false mediation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fter in-depth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benefits outweigh the drawbacks, and the basic stance of joining the Convention should be firmly held; secondly, the gaps and deficiencies need to be clearly recognized, and systematic preparations for joining the Convention should be fully made; thirdly,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build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