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奴变是一次豪奴主导的具有鲜明投机和暴力色彩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爆发是晚明长期秩序危机与江南短期社会动荡结合的产物。从宏观背景看，晚明时期的江南因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对“人”的依赖逐渐转变为对“物”的依赖，虽然士绅依然依靠功名这一特殊身份享有特权，但在尚利文化与社会流动的冲击下，士绅身份的神圣性已经逐渐瓦解。通过社会中下层巨大的交往空间，部分士绅的躁竞风气和政治意识流浸到庶民和其他社会边缘群体，为后者进行了行为示范和初步的政治启蒙。而民变和其他暴力案件的频发，以及无赖犯罪网络的形成使得各类边缘群体得以迅速组织并展开暴力行动，在积累了社会的戾气同时，使得官方权威不断下降。从奴仆的角度看，出身于“投靠”这一投机和暴力行为的豪奴窜身于无赖的犯罪网络中，利用主人赋予的权力截断了身为士绅的主人和官府、庶民的直接联系，造成士绅权力的异化，为奴变的发生创造了客观可能。而主观上，奴仆现实中对主人的依附日渐松弛，观念上却难逃羞辱，在其他社会关系都“去身份化”的情况下，难免心生叛意。从奴变发生的时间背景来看，明末江南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心理，也让包括士绅阶层在内的整个社会越发难以调节应对新的危机。

奴变作为一种彻底的暴力行动，它的爆发使得维持秩序成了地方社会的最大需求。由于江南武备废弛、社会整体扁平化、士绅家族规模较小，以及士绅社会内部、士绅与社会之间、其他社会群体间存在积压已久的矛盾，士绅无力以地方防御的名义重新建立秩序自保，只能用降清或复明的方式引入国家权威。但是对深知明朝大势已去的士绅精英群体而言，二者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精英士绅以殉节或归隐的方式从地方事务中抽身，而出于对安全和秩序的需求，中下层士绅主动选择了与清朝合作。作为提供保护的交换，士绅献出了对异族新王朝的臣服。清朝在地方建立了秩序，也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通过梳理发生过奴变的上海、太仓、镇江、嘉定等地方志《风俗》、《祥异》卷资料，结合时人笔记以及《云间谳略》、《按吴檄稿》等司法审判的记载，文章尽可能还原了明末清初江南的危机四伏的社会景象。同时聚焦于《研堂见闻杂记》、《濑江纪事本末》、《金沙细唾》等对奴变有较多叙述的笔记，结合《明季南略》、《南疆逸史》等记载明清易代的史料，从明清交替时的地方秩序视角对奴变的发展和结束进行了考察。

通过对奴变的研究，文章尝试将士绅群体的崛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晚明社会最显著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发现这两种现象实则存在的源发性的矛盾，为认识晚明的社会危机提供了新的深入的角度。同时，聚焦于奴变发生地的动乱与平息过程，文章也为研究明清之际统治与秩序的重建描绘了基层的、微观的图景。在政权博弈和忠烈守节的叙事之外，呈现出地方社会在多种历史因素合力下更加现实主义也更身不由己的选择。